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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有关维护中央权威,西方有三个典型误读

2021-11-15 11:04文章来源: 市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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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环球时报-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于金翠】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12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,维护政治核心与中央权威,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对一个统筹国家力量的政治主体的需求,当下西方面临的治理危机,正是由于党派之争几近冲垮了西方的政治主体。他同时指出,对中国政治制度不民主的指责,是西方典型的用“两分法”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——“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,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、无法理解的东西,都是黑的”。

11月11日,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。公报指出,全会认为,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,是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,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,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,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,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。

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,郑永年表示,首先,从本质上来说,维护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,是一个政治主体的问题。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把国家和社会组织起来。现在西方世界之所以面临治理危机,其实就是它的政治主体出了问题。

“在西方近代政治中,以前左右派互称‘忠诚的反对派’(loyal opposition),他们相互争论,但都为政权服务,以达成更理性的政治决策目标;但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后,正如福山所说,反对派变得越来越像一种‘互相否定的制度(vetocracy)’——为否决而否决,为执政而执政,为反对而反对——这就是政治主体出现了问题”,他表示,党派之争冲垮了西方的执政主体,“互相否定”的多党制未必能一直走下去,大众民主的历史现在还非常短暂,但已走得非常辛苦。

他分析认为,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,文化、民族、地方差异很大,因此,中国尤为需要一种统筹的力量,即一个政治主体,把国家组织起来。事实上,这不仅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看法,在历史上,孙中山先生早已提过这一点,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,无法和西方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相竞争的。

郑永年同时指出,第二,一些西方舆论一看到中国提“核心”“中央权威”,就想当然地和“集权、专制、专断”等联系起来,这显然是错误的,而且缺乏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解。首先,“集权(centralization)”并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,而是西方提出的概念。事实上,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,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,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。

这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认为,在某些方面,西方的集权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,且他们的领导制度中也同样存在政治核心。无论是内阁制,还是总统制,西方领导人上台后,执政团体的几乎所有成员,甚至连驻外大使,都是领导人提名、任命并围绕他的执政目标而行动的。

他表示,而中国更多是在“党作为国家统一支柱和政治主体”方面是集权的,而在诸如经济、社会、宗教等方面,则有很多分权的特性,也就是说,政治上的“一元”并没有妨碍中国在其他方面的“多元”。

郑永年称,第三,西方一些学者和舆论认为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不民主。这是西方一种典型的用“两分法”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而导致的误读——“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,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、无法理解的东西,都是黑的”。

他解释说,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多党选举,这是一种“外部多元主义”;而在中国,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主体,但需要看到的是,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,是开放的,而不是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,内部也有很多权力制约,是很典型的“内部多元主义”。

他表示,实际上,西方强调的是“选人”,但一般民众实际上对政策没有任何影响;而中国强调的是“政治参与”和“政策参与”,任何精英分子、社会群体、经济利益代表都可以参与到“内部多元”的政治过程中,通过内部协商使其利益得到表达。这是中国和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,相对而言,“内部多元”往往效率更高,且并不乏纠错机制,但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人士没有办法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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